上锦医院完成2016年年终医疗质量与安全检查

故孔子所至之位不过是一个渐修好学者之境界。

对明代政治的失望与退避在阳明那里引发了儒家政治观念从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划时代转变，即通过唤醒个体良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王艮及其开创的泰州学派正是这一路线最有力的践行者。大集士夫举监，师生髦倪，每月朔望讲谈孝弟，倡率和睦，俾一切郡邑俱知归向。

格物、安身、师道三者实为一体连续。[15] 彭国翔，2015年：《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中华书局。潘平格高度赞赏王艮出入为师之说，进而释之以爱亲敬长，达之天下之道： 又问：心斋言‘出则为天下师，处则为万世师，不大夸乎？曰：此吾人本分，何夸之有!曰：其道何如？曰：爱亲敬长，达之天下而已。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前者表现为对君臣、父子之伦的明确区分，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同上）。

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在他那里，孝弟之教在社会、政治取径上具有不同意义。在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中，对何谓哲学的界定贡献较多的学者，当推具有留美经历的胡适与冯友兰。

蔡元培先生曾希望胡适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论及中国哲学，谢著的理解是见其全者为哲学，见其偏者为科学，并依杨雄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之说，断言儒即哲学也，伎即科学也。在胡适看来，哲学研究有关人生切要的问题，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当是历史上各种有关人生切要的问题理论的发展历史。冯友兰曾说：知识论为西洋近代哲学所特别注重之一枝，然休谟(Hume)研究知识论之动机，乃所以解决关于人生之问题。

只有在这种思考中连续不断的觉醒，我们才能丰富、完善中国哲学史学，深化、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不断接近中国哲学发展历史之真实。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国哲学史界，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质疑声，集中表现在人们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论争。

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因此，冯友兰断言：故哲学者，求好之学也。因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哲学的史。冯友兰在写成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继续深化自己对何谓哲学的思考，探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不断推出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促进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学 。这部以每卷60多万字的篇幅系统清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中国哲学通史》，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史通史研究领域规模最为宏阔的学术工程，代表了当今中国哲学史通史研究最新的认识成果，也代表了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点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新的贡献。这种学术现象告诉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何谓哲学的理解与界定，始终是每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较早质疑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傅斯年。

他说 ：有人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日本学者了解的西学，是其所谓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钟著吸纳日本学者的上古中古近古观念，区别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但又声称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本真。他的《战国子家叙论》一文的第一个论题即是：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西洋哲学即印度日耳曼语言之副产品 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 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四年以后，陆懋德出版过一部《周秦哲学史》。远藤隆吉以宇宙论伦理学工夫论心性论等观念区划中国哲学内容，高濑武次郎以上世中世近世区划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他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曾具体影响中国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又说：我们可以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来写中国哲学史，我们也可以不根据任何一种主张而仅以普通哲学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因为，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本质上是运用一种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这种同异，可引发人们追问：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中国哲学史为什么需要不断地重写？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学术价值何以不同？这种追问，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都应当始终面对与不断思考的问题。不同民族哲学的内容各有其特别精神、特别面目，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一个民族哲学的有无。

三、中国哲学史学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 黑格尔曾经认为：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但是，自哲学在中国成为具体的现代学科门类，特别是作为哲学学科分支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基本成型以后，人们对于中国有无类似于西方哲学性质的哲学，以及借鉴西方的哲学观念与哲学史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否合理的质疑声，即从未中断。

这种哲学史观，蕴含着任先生对当时流行的哲学观念的认同。萧萐父认为，哲学是人们以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

更为难得的是胡适从人生学问的角度规定哲学，既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殊，又顾及到中西哲学的共性。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武大中国哲学史学科点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但是，在没有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哲学。这种学习，有两个重要途径：其一是学习日本学者译介的西学。同时，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需要借鉴、融摄西方不同民族的哲学观念及哲学史研究方法。二、对哲学的理解与界定是完善与发展中国哲学史学最基本的理论要求 中国哲学史学，不是一个以纯哲学的形式建构起来的理论系统。

今天，人们熟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已经是一个以哲学观与哲学史观为基础，涵括多种内容的方法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史学。换言之，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对何谓哲学的理解为基础，而哲学本为形式与实质的统一。

这是看见了事情的一部分。今天看来，这场论争留下的问题很多。

其二是留学欧美，研习西方哲学，学习西方学者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这使得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既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也打上了当时人们思考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时代印记。

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也存在困难。文革结束后，人们反思这种思想方法给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的不良后果，主张离开日丹诺夫，走向列宁。郭著吸纳前辈学者思考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认识成果，总结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的学术见解，展现了一种新的学术视野与方法意识。换言之，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讨，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冯友兰也基于人本主义界定哲学。

这两部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共同点是强调历史与逻辑统一，主张以辩证的方法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力图揭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中的螺旋形曲线，为结束文革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简单化、教条化的混乱局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总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需要不断积累新的研究方法。

武汉大学自1923年开办哲学教育学系始，中国哲学史就是其重要的专业方向之一。任继愈先生受这两种观念的影响，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即将哲学史定义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史，认为中国哲学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